 干学伟 -- 由《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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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干建农 总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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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8-09-10 17:01:18 人气:607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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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
干学伟
电影领域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受到了政府的极大重视，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宜传部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称：“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在其《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中认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①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摄制被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列人议事日程，回顾1949年前中国将近45年的电影史上，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数量较少，能够载人中国电影史册并有所影响的，一部当屑1940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另一部是1948年由西北电影公司，出品的《花莲港》(唐绍华编剧、何非光导演)。
1950年春，由王震之编剧，干学伟导演，恩和森主演，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影片《内蒙春光》在北京上映，该片成为了新牛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影片一经放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等报刊的好评，但是公映不到一个月，即接到政务院文化部的通知：停映。
那么，影片被停映的原因在哪里？后来《内蒙春光》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又是怎样一番过程?记者带着相关疑问两次寻访这部影片的导演干学伟。下为采访实录。
《内蒙春光》大好形势遭停映
影片是从1949年的仲夏开始拍外景到初冬下雪回到东北电影厂拍内景，我们摄制组深入到内蒙草原五百多里地，直到1950年春天，完成了这部影片的创作。影片完成后很快就拿到北京来放。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所以影片出来后观众是否认可，心里有些忐忑。没想到上映后那么受欢迎，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来了。在北京影院放了一个星期，上座很好，影片发行公司讨论后决定继续上映。
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中央电影局通知，我当夜去新街口的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来复审的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戏剧界前辈全国文联领导阳翰笙。见面的时候，他们对我很亲切。可看完影片后，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些具体意见，他说：“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残将由抢劫而枪杀……”我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他勾结反动派而引狼入室自食其果。但周部长认为“这是在‘借刀杀人’，前面暴露得太多了，后面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并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不利于统战工作，并提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最盾就决定了停映。(后来该片编剧王震之在一份呈送给“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内蒙人民的胜利>创作和修改过程》(第十三条)中也谈到了停映原因：“正式公演后，乌兰夫主席在民委会招待电影局本片工作人员宴会时，曾提出统战会议中，西北代表曾提出此片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这一意见即被领导注意，最后暂停公演。”)
那天夜里，从放映室出来，阳翰笙同志送我回到住处，在车上他安慰我说，“小兄弟，不要难过……”我口头上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可内心深处却深感痛楚。这是我梦寐以求几年才拍成的第一部影片。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到内蒙草原，还细致地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名歌，在艰苦环境中做许多工作才完成的。当时我血气方刚，由于《内蒙春光》的夭折而通宵失眠。没想到后来会有所转机。
周总理对影片的关怀
之后过了几天，大约是1950年的5月初，阳翰笙同志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内蒙春光》停映的事情，不久我忽然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这部片子，让我准时出席。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一部电影竟然惊动了总理。
晚上，我准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不一会儿，就来了中宣部陆定一同志、周扬同志、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刘格平主任、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同志、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戏剧、电影界的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前辈艺术家，甚至素未参与电影的一些作家也来了，比如赵树理同志……到场的有一百多人，而且陆续还有人进来。我那时真是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接应才好。
我正在和赵树理谈话朐叼候，听到有人说：“总理来了!”
我赶快到门口去迎，总理已经进入放映厅，陈波儿向总理介绍我说这就是《内蒙春光》的导演干学伟。总理和我有力地握手，并说：“我看到过你的剧照 (在延安干学伟在话剧《带枪的人》中饰演列宁，1942年由我党驻重庆办事处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记者注)，这次来看你导演的片子。”总理清楚地记得那张剧照，他的神情使我心情稳定了一些。
总理当时就建议大家先看电影然后再讨论，并让我坐在他身边。
影片一开始，字幕里有很多蒙族演员的名字，总理问我，“这么多蒙古族演员是从哪里找来的?”
我说：“有内蒙古文工团的，也有个别同志是骑兵二师的。”
总理说：“对，拍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就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
当银幕上出现内蒙领导机关办公室时，总理问我：“这办公室那么大吗，”
我说：“内蒙接收了敌伪产业，我们制景时做了一些加工。”
总理纠正说：“不要这么大要朴素!”
我的艺术加工却帮了倒忙，我们在内蒙体验生活时，有部分时间住在内蒙党委，就和党委书记、部长们一起生活，他们还是过供给制的生活，伙食也是和大家一样吃集体的。
其中还有一个情节是牧人顿得布去找他的爱人时，那个牧羊姑娘唱牧歌。总理很感兴趣，问我；“曲子是当地民歌还是创作的?”
我说：“是在民歌基础上作曲又加工的。”
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
电影放完后，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
第一位发言的是郭沫若副总理，他的发言很真诚也很直率。他说，“这个片子刚放的时候我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用它拿去换一些外汇呢!现在看来是可以改一改，”他说笑地提出一个很简单又令人发笑的改法——可以让王爷的福晋和国民党特务眉来眼去，结果让王爷发现了，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不再跟随国民党了。郭老的发育令大家哄堂大笑。
而洪深老和欧阳予倩则认为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的蒙太奇处理的构思是比较严谨的，改动起来很难，如果改不好就乱了。
周扬同志认为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这部片子可以在东边地区放映。
田汉老不认同周扬的意见，他表示党的民族政策是一样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选择在另外的地区放映。
总理问《人民日报》的邓拓怎么看。邓拓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理解得不足。
后来还有人主张这部影片可以再过几年放。
但蔡楚生则不同意这个看法：“电影在技术、艺术上发展都很快，假如仓库里两三年后再拿出来放损失太大，还是修改的好……”也有不少人同意蔡老的意见。
最后总理做指示，总理的讲话有两个小时。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四时。我当时所做的记录和电影局发给的影印件在“文革”中散失，但我深刻地记得几点。
他首先指出这部影片的责任不在编剧，而是领导部门对于民族意见认识的不一致。一方面是大民族主义，旧社会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是压迫剥削，把他们赶上高山，赶到荒芜的沙漠地方去。因此解放前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尖锐的。今后应该让出一些土地请他们下山来，请他们到交通发达的地方来。同时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部片子里面有表现狭隘民族主义的地方。
据当时做记录工作的齐锡宝同志回忆：“总理同意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是好的，但是影片的错误是在政治原则上有问题，和今天我们的总政策，也就是我们的共同纲领不相符。……《内蒙春光》没有从全国阶级斗争的全局来看问题，而是孤立地写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但会把少数的王公作为主要敌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统治，民族问题就会完全解决了的错误结论，而且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斗争实际山……”②最后总理宣布这部影片进行修改，并请当时在座的同志多提建议，给予积极的扶持。散会盾，我也向总理表示一定会认真地将它修改好。
记得总理讲话时，郭老因为耳背听不清，还要了我韵记录去看。
影片修改与更名
1950年7月，文化部特别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1．将王公的罪恶转移到特务身上，将民族内部矛盾转移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去。如马拖死人，拿刀叫顿得布杀人，杀死孟赫巴特等场面，由王公的命令改为特务的命令，打工人和骑马的小孩等场面则予以减轻。
2．增加一个好的王公，或者给王公加一个好的儿子。
3．表现王公本来是好的，但另外有一个控制他的摄政王与国民党特务勾结。
4．在王爷府里增加一个奸细、一切与国民党特务勾结欺压人民的事。都是瞒着王爷做的。
5．加强对王爷当时所处环境的描写，加强王爷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矛盾，安排使王爷动摇的伏笔，而王爷终于被我们所争取。③
原片是54场，经过修改后电影保留了28场，而且加入了重新拍摄的16场，以及部分修改的10场。在修改后的影片中，蒙族的王爷最终醒悟了，成为党争取过来的对象；而一直受蒙族奸细和美蒋特务蒙骗的顿得布，最后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④
在陈波儿、袁牧之、蔡楚生等电影界领导的关怀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推敲，影片改拍庑成，经过文化部审查，波儿同志又让我请总理审查。
我和白大方同志来到中南海请示总理意见。总理看到影片在争取上层分子方面加强了，上层分子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包括倾向我们的人物；这样基本上符合了党的民族政策，而前面提到的关于办公室和有民歌的两场戏也都改拍了。
总理看完修改后的影片，稍加思索，即表示对影片已没有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看一看。
这部片子朱总司令看了，还调到泽东主席那里，陈波儿同志给我主席的电话号码让我问一下主席的指示。电话是江青接的，说主席看了，有几点意见。第一点，前面增加一场戏，先有国民党派特务进草地，这样比较策略，以后有自治运动的同志才到草地上去。后面抢劫王爷那场戏，国民党兵正要夺王爷印的时候，解放军到了，一下子把国民党败兵抓起来，然后向王爷宣布只要你不投敌你的生命财产都有保证，主席说最盾两句话再斟酌斟酌。
过了不久，江青又打来电话表示后面两句话先不动，前面的那场戏还是要加一下，并提出主席觉得《内蒙春光》的片名不好，让我们自己改，我就在电话里表示请主席改一个片名。
一天后，来电话了，江青说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我征求了一下是否应该改成《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最后还是确定为《内蒙人民的胜利》。
影片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终于在1951年得以重、新上映，还获得了捷克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这部影片虽然遭遇“停映”以及“更名”风波，但有关领导部门对这部影片却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扶持态度。任何民族题材的影片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文艺方针和民族政策。由《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的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这一基调。这部影片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修改，由泽东主席为影片更名，经历国家领导人亲自干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生产制作后，就尽量从对政治斗争的深入描写转移到少数民族区别于汉族的地方，比如艳丽的服饰，优美动听的歌舞，大胆追求爱情等场面。⑤电影经政策的有关调整，评论家的倡导，导演的艺术抉择，发挥了少数民族题材的优势。
影片虽然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从评论文章上来看，这部展现异域风光的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宣扬国家民族政策的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观众的观影欲望。“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内蒙古风光如今在影片一开始就得到了直观的满足，即使是黑白片，也能感觉得到；绿色的草地一望无际，银色的蒙古包点缀在草原上，蔚蓝色的湖水映着金色的沙漠，无数的牛羊群隐匿在丛草中间。⑥也有影评写到：“闪着青光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大漠，牛羊成群，驼马奔走，这些显示了祖国辽阔广大的镜头，也是人们亟需见到的。”⑦
尽管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仍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是，电影创作者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特殊样式的电影来对待，已经从这里开始。
①《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胡菊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前言第4页。
②齐锡宝：《晶莹的记忆深切的思念》，载《电影艺术》1980年第4期。
③《关于(内蒙春光)暂时停演与修改的问题》中央电影局艺术处资料1950年5月20日。
④⑤李二仕：《—卜七年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载《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一书，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⑥《一个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布赫，《人民日报》1950年4月30日，第5版。
⑦《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评<内蒙人民的胜利>》，袁谊，《光明日报》1951年3月”日，第3版。
原文源自： 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971/971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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