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艺术实践，一边深入生活
——去延安的路好长
问：一个宁波的中学生，原本在上海演着戏，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促使您去了延安？ 干学伟：1937年上半年，上海三十几个大中院校联合义演赈灾。我演出了《王三》和于伶的《酸枣》，便回到家乡。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张则孙来信，说我参加演出被评为演员类的第二名，他代我领了奖杯。张则孙是李公朴的外甥，他在信里还说，七七事变已经开始了，叫我在9月24日前到上海，然后我们一起去西北，那时说西北就是指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等我23号到上海，他却已经离开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只是知道他的社会关系很多，跟他去西北肯定能行，但是我到上海时他已经不在了，我感到很苦闷，却恰巧在路上碰到了曾经在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一个姓姜的人，他便介绍我到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宣传队第六队。他们在大公报的戏剧电影读者会楼上租了一两间房子。他对其他人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个朋友干学伟，他来给你们当导演。”就这样，我又有事情做了。整个宣传队共有15个人，其中有中学生、护士、留日作家、诗人、报纸主编等等，我们到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学校等地演出，作宣传工作。其实当时我仍然还在上学，但是已经没有心思学习了。学校此时已经是炮火连天，于是搬到法租界跑马厅附近的一个教会摩尔堂，但是学生的心思早已放在抗战上了。
我的老师魏金枝见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西北，他可以介绍我和夏衍认识。但是我已经参加了宣传队，准备一路走一路看看中国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当时的局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早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游行，支持日本纱场女工罢工，之后又参加了很多进步的集体聚会。抗战开始我20岁了，思想也在进步，我也意识到自己虽然演了很多反映中国穷苦农民受压迫的戏，但是对真正的中国农村了解得太少了，虽然在宁波乡下去过两回，但住的时间也不长，对那些具体的、感性的东西知之甚少，所以我想跟着演出队一路演下去。于是我的老师为我凑了50块钱路费，并且嘱咐我什么时候有困难就来信，他会寄钱给我。10月25号，我离开了上海，10月26号到宁波，早上听广播便知道，上海吴淞口已经让日本人炸了。从1937年到1938年，我们宣传队从宁波走到慈溪，再到绍兴、金华、衢州……一路上变化很大。在宁波时，从早到晚还有特务跟着。
问：你们怎么知道谁是特务，他们长什么样？
干学伟：跟普通人一样，但是能看出来。这些国民党的特务其实很愚蠢，他们也做不出什么来，总是问“你们这是干嘛呢？上哪去呀？”我们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在宁波江北岸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里演出时，一个特务每天早上都来，我们演戏，他在下面看，我们演完了回家，他也跟着回家，我们才没功夫搭理这种人呢。这个特务的长相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笑）。
在宁波呆了不到一星期，我们便到了慈溪，这里的情况好些。慈溪有个抗敌后援会，属于地方组织。虽然也是国民党搞的，但是慈溪的抗敌后援会对我们很好，一路上派了两个人跟着我们，配合我们工作，帮我们搬运行李，招募群众，还帮我们搞画展，我们在庙里演出时，他们便把那些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画片挂在墙上，让普通民众增加了解。有一次我们在庙里演出，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用风琴模拟飞机的声音，老百姓以为飞机真的来轰炸了，急着往庙外跑，这些配合我们工作的人，便赶紧把庙门堵住，连忙向他们解释，说不要害怕，这是在演戏。 问：你们一路上走了很多地方，方言不统一，怎么办？
干学伟：南方老百姓听不懂北方话，于是我就让上海人讲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话，我们大多都是南方人，也多用南方方言，虽然不统一，但大致也能明白。以前演戏我总是喜欢考虑艺术效果，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讲究，唯一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宣传效果，只要老百姓看得明白听得懂就好。生活的环境也不允许：今天走20里地，明天走30里，自己扛着行李，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整整15个人，乡下的农民谁招待得起啊，招待一次就已经够意思了，赶紧得走人。睡觉也没有着落，借人家的学校教室用，三四张桌子就可以拼一张床。我们还住过猪圈，上面是桌子搭起来的床，下面喂着猪，再臭也得睡。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找地方上的抗敌后援会盖个章，一路通行。但是到了绍兴，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党部霸占着，只准我们演一个晚上。整个大环境在抗日，但是不同的地方却很不一样，有的进步，有的则比较反动。走到绍兴，发现情况不好，我便给学校写信，说路上阻拦很大，恐怕过不去了。义乌东边有个地方叫十里牌，是我们队里留日诗人楼尹庚的家。学校很快把回信寄到他家，告诉我实在困难时可以利用基督会的关系，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借50块钱。信里说曹亮老师在长沙，可以介绍我去延安。我在曹老师家，见到了徐特立（主席的老师）和田汉。我向曹老师说明来意，他便让我 10天以后在青年会欢迎郭沫若回国的会上找他。在会上，他引见我认识一个人，就这样，我借了50块钱，又向家里要了40块钱，去延安了。 原文网址：北京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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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与理论素养好像演员的两条腿 ——好演员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问：您去延安之前，对于在那边生活有心理准备吗？
干学伟：我在长沙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问我能过得惯延安的艰苦生活吗？我说人家能过得了，我有什么过不了。他又问我能不能吃小米，我不知道小米是什么东西呀，他说是喂鸟的。于是我想既然人家能吃，那我也能吃。但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很好，我十七、八岁时得了肺结核，在乡下养了半年，但是并没有医好。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的病却养好了。这要感谢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问：您到延安的时候二十出头，现在快七十年过去了，对于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延安的故事仿佛已经很遥远了，但是这段历史却深深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未来。在艺术领域同样如此，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于1938年，在延安前后共有七年时间，但是这短短七年时光却培养了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并为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您是鲁艺的第一批学员，能带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段时光吗？ 干学伟：1938年3月我刚到延安，还没有正式开始在鲁艺学习，就排演了《希特勒大闹疯人院》，我在其中扮演一个只有一条腿的老头。为了让自己腿看上去有真实感，我就曲起一条腿绑在后面，持着一根拐杖上台，尽量让自己体验断腿的感受。对一个演员来说，富有弹性的表演是很重要的，他必须要学会饰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演员自我修养的重要部分。袁牧之被称为“千面人”，他演什么像什么，我很崇拜他。我认为当演员就是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演胖子，演瘦子，演老头，演小生。让观众的眼睛可以看到你，让观众的耳朵能够听到你。一个好的演员无论是从声音，还是形体上都应当是灵活多变的。我一直都把这种富有弹性的表演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这种追求一直伴随着我。
鲁艺的建立的初衷是为我党培养文艺干部，开展艺术教育也是一点点摸索中开始的，我是第一批学员，我们上了三个月的课后，便开始实习，一边体验生活，一边丰富表演经验，并做抗战宣传。
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提高我对表演的认识。实习结束，我回到鲁艺，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担任助教，排演剧目，同时研究苏联的表演艺术。也正是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摸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学派。体验学派的艺术强调重新感受。我们手上能找到的书有限。到了1941年暑假，水华从重庆带来了郑君里等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斯坦尼斯拉夫夫斯基），我一边看书，一边摸索，并出演了《带枪的人》，塑造了列宁形象。出演这部戏，也算是我人生中一件自豪的事情。那时我在延安已经演出过十几部戏，饰演了多种人物。并且，入党也有一定的时间，当上了党小组长。是周扬同志敲定了《带枪的人》的剧本，并指定了导演和演员，让我演列宁。为了塑造列宁这个形象，我重读了《苏联共党史》和《列宁选集》。还看了那时在延安能找到的两部关于他的电影，一部是《列宁在1918》，另一部是《十月革命》。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就不能很好的表现这个人。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年末，准备了六个月之后，我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这出戏取得了成功。至今在延安和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仍保存了那出戏的剧照。
（《带枪的人》剧照略图，饰列宁） 问：转眼到了1942年，在中国文艺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议的召开。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吧？ 干学伟：对，参加会议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我们所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议，其实是三次会议，连续三个周末座谈。会议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当时参加座谈的都是一些中央委员和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例如，丁玲是著名女作家，萧三是苏联留学生，也是泽东的同学，艾青是留学法国的，还有鲁艺的副校长周扬。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艺术家，比如柯仲平，是二十年代狂飙社成员，大胡子，非常热情，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还有塞克，戏剧家，懂俄文，翻译了很多俄罗斯的歌曲，也是南国社里数一数二的好演员，他是个大个儿，在延安的时候穿个翻毛的皮大衣，拿个手杖，非常潇洒。他当年到延安，在车上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查，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唯独不敢搜他。这些都是大人物，那时我才是个25岁的年轻人，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实在是非常幸运。我1939年到延安，先是当学生，后来到剧团演戏，再做助教，演了十几个戏，表现还不错，后来又扮演了列宁，所以才有了参加这个会议的机会。 原文网址：北京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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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戏剧到导演电影，从导演电影到成为导演系的老师 ——人生的去多事情都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问：这次会议之后，整个文艺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其中既有艺术创作规律作用的结果，也多亏正确的决策发挥了效力。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不过四年时间，新中国就向世界宣告成立。而您也是在这一年转到了电影领域。 干学伟：对，是1949年，我那时在东北，当时正准备成立中央电影局，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去北京任厂长前，让我导演一部戏。我那时没有任何经验，打算拍摄内蒙，于是去内蒙考察生活，兼收集民歌。拍摄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最后就有了《内蒙春光》。这部影片能够成功，得益于在延安鲁艺受到的严格教育，拍摄中也得到了陈波儿、袁牧之等人的帮助。在片中，除了要反映内蒙人民的真实生活，还要从主题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提倡各民族大团结。为了更好的表现主题，我还参考了一些国外的影片，比如德国早期拍摄的描写非洲国家抵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片子，深受启发。我还让副导演、摄影师、美工师一起看，争取我们也拍出那样的战斗场面。最后成片效果不错，不过稍微有点遗憾的是成片太长，不得不忍痛剪掉许多部分。最后，在蔡楚生、史东山、袁牧之的帮助下，最终完成了影片，并且在意大利的电影节上得了剧作奖。这部电影最开始的名字是《内蒙春光》，但是泽东主席认为这个名字不好，所以后来就请主席改成了《内蒙人民的胜利》。
问：可是您这导演的瘾还没过足，一件更为重要的任务就又落到了您的身上——北京电影学院建立，要求您担当起协建导演系的责任。 干学伟：历史中很多事情都是在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1955年，苏联派来一些电影专家协助成立不久的电影学院搞课程建设，主要是针对导演、表演、摄影、制片四个专业，专家中有苏联导演鲍•格•伊凡诺夫，他是电影大师谢•米•爱森斯坦的学生。在他讲课期间，我担任电影导演进修班的专家助手，以及教研组组长。1956年，学校正式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开创之初，当时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兼电影学院院长，他叫我留在学院教书。我那时刚拍了两部电影，觉得经验太少，不该好为人师。同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做导演比做老师更有成就感。当时，上海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导演，比如张骏祥是在哈佛大学学美工的，而黄佐临，也就是黄蜀芹的爸爸，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但是上海和北京的生活以及整体社会状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党最初要建立自己的专业电影院校，请到这样的导演有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是党员，组织需要我，我应该把任务接下来。同时，苏联专家也来给我做思想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苏联导演，愿意来中国教书，我是中国导演，更应该爽快的接受这个任务。苏联专家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搞艺术创作需要有激情，作教授艺术的教师，同样也是需要激情的。1956年夏天，我作为导演系第一任主任教师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活。新开创的电影导演专业教学，有很多问题，我们谁也没做过，一切都是摸索着尝试。建校初期苏联专家们为电影学院的教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树立了传统。五十多年过去了，电影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导演和演员，这也证明了这个教学体系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并没有过时。
我们的学生也很优秀。我还记得有一年入学考试，我给叶向真出了一个题目：房间的门锁着，你要进去。她在台上摆好道具和布景，便开始演戏。她先推门，门打不开，于是她便退后几步，冲上去用力把门踢倒了。进屋后，她先在床上翻一翻，抓起什么便跑出去。她出门后，突然趴倒在地上，抬头向上看，过一会，才爬起来跑开了。我便问她这是在做什么，她说是防空。我便问她有没有防空的生活体验，她说有。于是我问她在床上翻什么东西，她说翻她弟弟。后来我才知道她在石家庄时遇到一次国民党轰炸，她弟弟还在家，于是跑回家救弟弟。我出的题目她能想出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便觉得她有点意思，而且很有魄力，当导演就是要有魄力。等我们第一届学生拍摄毕业作业的时候，教学效果就出来了。头一次拍出六个小片，共3个小时。先放了三部，一个半小时（《父与子》、《大木匠》和《穿山巨龙》），反响很好，并被电影公司收购。后来来校访问的越南电影代表团和古巴电影代表团纷纷向我们索要拷贝。日本的电影导演来电影学院参观后，也非常羡慕我们的教学。
刚当老师的时候，不少人开玩笑叫我教授，我非常不习惯，觉得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教书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现在回过头再看看我教过的学生，很多都非常有成就。像吴贻弓、王心语、江世雄、谢飞等，都是比较突出的学生，谢飞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吧。
学电影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解生活上，养成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习惯——这就是我想说的
答：对，谢飞老师也已经是头发花白了。他除了专心开展电影教育，也在极力为他创办的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扩展声誉。
您从上海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东北，又从东北走到北京，这一路走来，见证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其中必定阅人无数。之后电影学院建立导演系，您又将自己对于艺术的梦想像火种一样传递给了一代代的学生。这其中，更是深知艺术与人的关系。
（干学伟老师近照略） 干学伟：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电影人和指导电影发展的领导人都应当具有多方面的素质。同一作品，主题思想掌握得不一样，处理的方式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上下齐心、协调统一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学生而言，政策上的问题并不都是关注的重点，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解生活上，养成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习惯。鲁迅为什么能写出“阿Q”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有感觉。他敏锐的捕捉到当时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人，所以他能创作出这个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我们搞电影创作的学生要体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我现在就很想去西部，即使没有任何报酬。我仍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为西部开发做点贡献。可能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情感，但是在我的整个人生道路上，却印满了人民培养我的烙印，我要毫无保留的回报人民。这是我对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需要，只希望生活充实。同时，拍电影的人一定要有风格。首先是做人要有风格。文如其人。古今中外历来如此。曹操曾说文字是留给后世的，是最宝贵的。文革时，叫我改编一个叫做《暴风雨》的作品，描写以五不怕的精神抓走资派。最初我对整个事情并不了解，只知道原作者是南口火车车辆厂的一个工人。资料收集到一半，原作者开始催我，说十月份要交到文化组给于会泳看。这样我就明白了，于是推掉了这个工作。我的同事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办，但是也不好说什么。王炎导演看见我，说“老干，你把这个片子拒绝了？”我说“嗯”。我知道他是关心我，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都明明白白，不知道后果怎样，正好发生地震，北影厂也不能上班了，我算是躲过一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艺术工作者需要保持冷静。电影的确很赚钱，但是不要把电影仅仅看成是赚钱的工具，它真的是一种艺术追求，我们曾经追求过，也希望一代一代的艺术工作者继续追求下去。我这一路走来，太清楚这一点了：要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风格。艺术作品透露着艺术家的灵魂。技术本身并不会产生风格，培养艺术家也不能只在技术上重视，而是重在思想上，重在对生活的理解上。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又一次见到了干老师。我迎上去，88岁高龄的他笑容可掬，有力的和我握手。但是，这位认真又可爱的老人却非常严肃的对我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这段时间看电视剧，里面有很多清宫戏，拍得很可笑，比如康熙皇帝为了了解民情，甚至进了监狱，这样创作不行，艺术不能这样随便”。
我目送他远去，他的背影在落日的余晖中一点点变小，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条路，路上有一个人，他从1917年的宁波出发，走到了1937年上海抗战演出的舞台上，穿过农村，又走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议里，接着他一路狂奔到北京，接下了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的火炬，就这样，举着它，一直走下去。他的身影在我的目光中一点点变小，可是，那火炬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亮， 最后熔化在天边绚烂的晚霞里。
访谈撰写：余莹 原文网址：北京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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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路走来” -- 著名电影艺术家干学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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