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晋纪》当时被誉为“良史”，后人还曾为其书作注（注：《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刘昭》：“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但《晋书》本传于《晋纪》置词远不及《搜神记》为多，这似乎反映出干宝《搜神记》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更重。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干宝的名字更多地和《搜神记》联系在一起，人们更多是从《搜神记》得知干宝的。何法盛曾羡慕干宝撰《晋纪》，说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注：见《南史》卷三三《徐广传》附《何法盛传》。），其实“流声于后”的主要是《搜神记》。
　　《搜神记》作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可推断出来。前引《晋书》本传和《建康实录》等书均载有作书缘由。又《世说·排调篇》注引《孔氏志怪》：
　　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郭弘农游仙诗》注引《文选抄》：
　　吴猛，豫章建宁人。干庆为豫章建宁令，死已三日。猛曰：“明府算历未应尽，似是误耳。今为参之。”乃沐浴衣裳，复死于庆侧。经一宿，果相与俱生。庆云：“见猛天曹中论诉之。”庆即干宝之兄。宝因之作《搜神记》。故其序云：“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
　　《太平广记》卷一四引《十二真君传》：
　　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日未殡，猛（吴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柩坏烂，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七《吴猛》：
　　西安令于（干）庆死已三日，世云（吴猛字）曰：“令长数未尽，当为讼之于天。”遂卧于尸旁，数日与庆俱起。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异，遂作《搜神记》，行于世。（注：《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续搜神记》、《太平广记》卷三七五引《五行记》、唐李伉《独异志》卷上均载干宝父婢事，唯未言干宝撰《搜神记》。）
　　本传把《搜神记》的创作和干宝父婢及其兄复生两件事联系起来，说宝“以此遂撰集”《搜神记》，其他记载均亦作此说，可见这两件事极可能是干宝《搜神记序》中所记，只不过序中叙父婢事不会言为其母妒而推著墓中，《晋书》本传可能是参照《孔氏志怪》记录的。本传所录序文，开头即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无此文法，分明是前有删削，因为本传将婢和兄复生事以叙述文字前已载之，所以这里就略去了（注：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三册第1143页。）。
　　据《孔氏志怪》，原序中有“有所感起”之语，而《文选抄》引作：“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更为完整。依《孔氏志怪》所言，干宝“有所感起”的是父婢复生，而依《文选抄》所感者干庆复生，与本传之二事俱著不同，盖引文删削所致，晋末孔约所著《志怪》和《文选抄》所引某书原文，也应当二事皆记，均本干宝序为说（自然也含有后世流传的内容，如干宝母妒推婢入墓）。干宝父婢殉葬是幼年之事，当时干宝兄弟还懵懂无知，所谓十余年后开墓复生当然也不过是乡曲传闻之辞。建武中有所感起应当主要是针对干庆的所谓复生之事（真实情况应当是病危失去知觉而又苏醒过来，属于假死现象，并未真死）而言（注：按：《续高僧传·慧因传》载：“陈太建八年(576)，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喧，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儭遗耳。’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讲《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慧因入冥，干庆见鬼，都是干氏一族的神秘经验，慧因之于先人干庆，或许因《搜神记》之传有着心理上的某种联系。），而联想到了关于父婢复生的早年传说。干庆的复生当在建武中，所以序称“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建武元年干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其撰《搜神记》必始于此年。《十二真君传》谓“庆弟晋著作郎宝”，举其撰《搜神记》时之官，是正确的。
　　关于干宝撰作《搜神记》的思想动机，前引《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陵墓·干莹墓》注语云：“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称“吴散骑常侍宝”，盖缘干莹仕吴而涉误，干宝撰《搜神记》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因父婢而起，这些不去管他，重要的是下文，说干宝尝著《无鬼论》。这条资料很重要，想必有本。小南一郎在其论文第一章《无鬼论》以专章论述魏晋时期的“无鬼论”思潮，认为《搜神记》正是产生在无鬼论和有鬼论论争的思想背景下（注：见小南文第4-22页。关于无鬼论思想，晋裴启《语林》“宋岱”条（又见梁殷芸《小说》引《杂记》），殷芸《小说》引《列传》之“阮瞻”条（又见《幽明录》），《世说新语·方正》“阮宣子（阮修）”条，陶潜《续搜神记》“施续（当作绩）门生”条，都有反映（按：今本《搜神记》卷一六载有“阮瞻”、“施续”二事，均系误辑他书）。），见解精辟。然据此，干宝早年也是无鬼论者，写过《无鬼论》，后来经历了由无鬼论到有鬼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较长，但建武中干庆复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尽管不过是昏迷状态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产生的幻觉而已，但却成了干宝转变的关捩，“感起”而“发愤”，遂撰《搜神记》“明神道之不诬”（序中语），也就是证实有鬼论有神论的正确和无鬼论无神论的荒谬。
　　干宝在著作省撰《搜神记》还有这样一件证据。西晋张敏曾撰《神女传》，干宝采入《搜神记》（注：参见拙文《〈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太平御览》卷七二八引有《智琼传》这样一节文字：
　　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宝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唯新。变而之《益》，延寿永年，乘龙衔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这篇《智琼传》作者不详，但应当是抄自《搜神记》，而这节文字应当是干宝在篇末所系论赞，大约原文为“著作郎干宝曰”云云。魏时弦超自称遇神女成公智琼，沸沸扬扬，腾在人口，尚书郎、领秘书监张敏作《神女传》，其事更传。当时人们或不信智琼为仙，干宝于是筮之，而郭璞作解，干宝将此事系于篇末，明其为仙人。这里干宝的署衔是著作郎，可见干宝在《搜神记》中记此事是在著作任，所云同寮郎，指著作省诸佐郎，而郭璞时为著作佐郎，据《晋书·郭璞传》这是太兴元年的事情，不久郭璞便迁调尚书郎了。
　　干宝任著作郎历时十年，这期间除撰《晋纪》，同时也搜集记录《搜神记》的资料。《搜神记》不会很快成书，依据古小说集的一般写作规律，大都是随时而记，积久成编的。干宝写《搜神记》曾遇到缺乏纸笔的困难，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引有这样一条材料：
　　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注：《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六○一亦引，无“诏答”等九字。）此表非《搜神记》成书后的进书表，而是上于皇帝的请纸表（注：汪绍楹校注《搜神记》据《初学记》卷二一录入此表，题曰《进搜神记表》，不当。）。六朝时期纸笔昂贵，而写书又颇费纸笔。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引《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这是对抄书用笔的限量，每支笔不得少于一万字，可见笔是贵重之物。既贵则贫家无力购置，梁陈时郑灼精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注：《陈书》卷三三《儒林·郑灼传》。）。写书用纸尤费，所以当时常有皇帝赐纸之事。晋王嘉《拾遗记》卷九载，张华造《博物志》，武帝赐麟角笔、侧理纸万番（张）。而裴启《语林》载，王羲之为会稽令，谢安向他乞纸，王羲之将库存纸九万枚悉数尽与之（注：《北堂书钞》卷一○四、《艺文类聚》卷五八、《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六○五引。），则是向公家讨便宜了。干宝虽为著作郎，但俸禄不足养家，所以有后来求补山阴令之事，无力购买写书用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撰《晋纪》是奉诏修国史，可以用著作省官用纸张。但《搜神记》乃私人著述，就不好用公家纸张了。实际上当时朝廷对官用纸张有严格控制，虞预为著作郎曾上表请秘府纸，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注：《初学记》卷二一引。）便是证明。而《晋书》卷八二《王隐传》载，王隐撰《晋书》，受虞预排挤，“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王隐去官后，立即出现了无纸写书的困难，也足见公用纸张之不能私用。干宝上表专为写《搜神记》而请纸，表明他对《搜神记》的重视，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张），数量不少，也说明皇帝的支持态度。干宝上表之时，估计《搜神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所以才有纸张之乏，其时大约在明帝朝(322-325)。
　　从表中看，干宝撰作《搜神记》“会聚散逸，使自一贯”，一方面是把散见于古书和前人书中的有关资料——所谓“片纸残行”——搜集集中起来，这也就是自序中说的“缀片言于残阙”，“承于前载”；但同时也从当代人口中搜集材料，所谓“博访知古者”，也就是序中所说“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序称：“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干宝身在著作，有方便条件阅读前人书和古书，这也就是他任著作郎时开始写《搜神记》的原因。但据《隋书·经籍志序》云，本来魏晋秘书省藏书多达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经惠、怀之乱，国家藏书“靡有孑遗”，到东晋永和中著作郎李充校书时也才只有三千一十四卷，那已是干宝死后十几年的事情了。因此干宝只利用秘府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自己采访书籍。“博访知古者”，“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这些话不光是指口头采访，也包含着访书。
　　此后干宝在外任县令郡守十年，估计还在继续撰作《搜神记》。本传载干宝曾将《搜神记》拿给刘惔看，刘惔说：“卿可谓鬼之董狐。”（注：当采自《世说新语》，《世说·排调》：“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这应当是《搜神记》成书后的事情。考刘惔于穆帝永和元年(345)十二月自侍中迁丹杨尹（注：《建康实录》卷八：“（永和三年）冬十二月，以侍中刘惔为丹杨尹。”），卒官，年三十六（注：见《晋书》卷七五《刘惔传》。）。传载亡后孙绰作诔，诣褚裒言及惔而流涕，而褚裒卒于永和五年十二月（注：见《晋书·穆帝纪》。）。《世说·伤逝》载王长史濛卒时刘尹（丹杨尹）临殡，而王濛卒于永和三年（注：《法书要录》卷九张怀瓘《书断》。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伤逝》引程炎培，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由此来看刘惔约卒于永和四年(348)，生年则在建兴元年(313)。到咸康二年干宝卒，刘惔才二十四岁。刘惔是东晋名士，本传载“惔少清远，有标奇。……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尚明帝女庐陵公主。”干宝咸康元年由始安调任王导司徒府右长史，刘惔既受王导器重，很可能当时也任职于司徒府，干宝给刘惔看《搜神记》，大约是供职司徒府时的事情，若此，必在咸康元年二年间，书成大约也在此间。从建武元年开始“发愤”著书，到咸康二年，历时二十年。
　　干宝对刘惔出示其书，当然因为他是名流，品藻为世所重。刘惔对干宝书的评价是以春秋晋国秉笔直书的良史董狐为喻，似乎是称赞，其实是讥讽干宝以史家实录态度对待鬼神荒渺之事，所以《世说新语》以此事入于《排调门》（注：小南文也认为“鬼董狐”不是对干宝《搜神记》的正面的肯定评价，而是微含恶意的揶揄。见第4页。）。《世说·品藻》载刘惔自视极高，自许“第一流”人物，未必对年长于他三四十岁的干宝佩服。而且《世说·言语》载，刘惔曾说“吉凶由人”。又载：“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刘惔字）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看来他颇不信鬼神之事，属无鬼论一派，所以拿干宝来调侃，意思是做董狐可做鬼董狐则不可。《晋纪》固为良史，《搜神记》则为妖妄。“鬼董狐”之评明扬暗抑，这是刘惔的品藻之妙，《晋书》从《世说》采入，则未解其意，以为称赏，从此后世也就以“鬼董狐”为语怪美称了（注：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一○《廖袁州次韵见答并寄黄靖国再生传次韵寄之》：“史笔纵横窥宝铉。”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当时谓宝鬼之董狐。”南宋沈氏有小说集名《鬼董狐》（一名《鬼董》）。元末杨维桢《说郛序》：“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 

    虞坤林1月28日在秀州书局买《申报嘉兴史料（10）》（嘉兴档案馆编）、《随兴居谈艺》（陈麦青）时说：“月初，去海宁黄湾菩提山灵泉乡，发现一口古井，我认为是晋朝干宝家的遗物，因为不远处原有两处洗笔池。今天我特地来嘉兴图书馆查找《干氏宗谱》，用数码拍了上面的图。其六世孙干朴有一篇《灵泉乡真如寺碑亭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干朴，南北朝时期人，自署天监三十五年撰，其实天监只有十八年，从中可见干朴的性格。”干宝（283－351），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明天啟《海盐县图经》载：“父瑩，仕吴，任立节都尉，南迁定居海盐，干宝遂为海盐人”。又云：“干瑩墓在澉浦青山房。”明董谷《碧里杂存》载：“干宝，海盐人也。按武原古志云，其墓在县西南四十里，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载在县志，盖古地属海盐也。”干宝著有《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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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宝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搜神记》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干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至今有关专家已收集到的干宝书目达26种，近200卷。 

     干宝年轻时学识渊博，遍览群籍，曾由华谭推荐任著作郎。建武元年（317），经中书监王导推荐，领修国史。时因家贫，求补山阴（今绍兴）令，迁始安（今桂林）太守。东晋大兴元年（318）二月封关内侯。太宁元年（323），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咸和元年（326），母桓氏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干宝辞官为母守孝。咸和四年服阕回朝。永和元年（345）致仕，永和七年（351）秋卒，葬灵泉里后花园。朝廷特加尚书令，从祀学宫。 

     干宝一生著作颇丰，其《晋纪》20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传说干宝因有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编集神怪灵异故事为《搜神记》。他在序中自称：“虽考志于载籍，收遗佚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此书为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古代民间的传说，如《干将莫邪》、《相思树》、《董永卖身》、《李寄斩蛇》等，给后世文学艺术以深远影响。在著名的《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情景和描述都是从《搜神记》中汲取营养和精华的。近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铸剑》故事就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凡此举不胜举。干宝又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还注《周易》、《周官》等数十篇，另有文集四卷。今存《搜神记》20卷，为后人所辑录，又《晋纪》亦有清人辑本。 

     干氏家族自三国后期，仕吴者颇多，到晋朝已有名人不断出现，其后在历朝均有名人，政功显著。千余年间，干氏家族所繁衍的子孙已分居于北京、天津、南京、陕西、山东等地。尤以浙江海盐的沈荡、通元、澉浦、六里，海宁的盐官，宁波的余姚，嘉善的干窑等地。聚居为盛。故自东晋以来，已有1700多年族史，显为望族。海盐作为干氏家族世代繁衍的集中居住地，至今后裔已有52代。近年来，海盐县对干宝的生平及史学价值的研究十分重视，尤其是在干宝后裔的大力支持下，由干氏四十八世裔孙干乃军执笔续修《干氏宗谱》。自1991年起，历经10余载的调查考证，目前，一部新的《干氏宗谱》续修本已正式完稿。干氏家族对于宗谱续修，历来十分重视。干氏宗谱立干宝为始祖，五世孙干朴首撰，三十八世孙干大行续修并序。自四十世孙干钦昊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86）最后一次续修宗谱算起，至今已有300余年未曾续修了。并且，由于干氏后裔散居神州大地，主要分为东西大支和永宁乡支两支，至抗战前，宗谱有的已散失，给续修带来一定的难度。文革期间，海盐县博物馆收缴保存了十分宝贵的干氏东西大支的旧谱三册，是这次续谱的主要依据。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干乃军不负众望，历经艰辛，奋笔耕耘，终于使海盐县第一部民间续修的家谱《干氏宗谱》得以问世。此举已在全国各地广大干氏后裔中传为佳话。

    干宝的字令升，他的先辈是新蔡人。父亲名叫莹，有个宠爱的小妾。母亲很嫉妒，干宝的父亲死亡埋葬时，就活活拉着这个小妾塞到。 家中的好坏事，动不动就说出来验。平复数年后才死。干宝的哥哥曾经病的就像死了，一天身体也没有冷。然后就惊醒了，说看 见 天地间鬼神的事，好像是做了个梦，自己不知道自己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