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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09-06-13 19:54:12 人气:833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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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了两年出版的书
中国人民大学 干春松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后记
我第一次见到张岱年先生是1990年的上半年，当时我硕士即将毕业，做的是关于“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 ”的题目。我的硕士导师葛荣晋先生对张先生素来敬仰，而我又是葛先生的开门弟子，可能是出于让名家肯定的念头，葛老师便请张岱年先生为我的论文做评阅。所以我就拿着论文到中关园他那狭小的家里。与别人描述的一样，张先生热情的接待，并送了我一本当时出版不久的《中国哲学范畴要论》，并签上了大名。不过几天后拿到的评语，发现，张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不是很高，主要的意见是说对王畿的观点分析不够。对这个评语葛老师显然不太满意，所以他让我又请石峻先生写了一个评语，石公倒是比较肯定。
硕士毕业后来我便去了北外和社科院，虽然也做一些研究，但一直不敢对张先生有所打扰。
但或许是前世有缘，199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在职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方克立先生，众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积极支持者和阐发者。因此他希望我做一些相关的研究。2002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虽然那时我的思考重心已经在儒家方面，但考虑到此类题目不容易立项，所以就选择了《张岱年和综合创新文化观》，不想获得通过。
但是这个课题的进行并不是很顺利，主要原因是我很快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因为从一个编辑转行为老师，需要备课，需要适应，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出版之后，有一些不错的社会反应，而我也将兴趣转到儒学方面。这样这个课题便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2003年以后，我参与中华孔子学会的一些活动，当时中华孔子学会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就是要保留一些作为会长的张岱年先生的影像资料。我因为有一个关于张岱年先生的课题，所以就自告奋勇，承担起这个工作。我对这个工作的设计是，由我提出一些问题，请我的同学韩立新摄像。但是这个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已经90多岁高龄的张先生的注意力已经没法集中，每次我提的问题，他都会转到他自己的思考中，并不真正能够对应这些问题。而半个小时之后，便可发现他已经很疲劳了。这样做了两三次，便不愿再去。
这几次访问的文字记录的一部分发表在《江海学刊》上，而影像资料可以在“中国孔子”网上看到。
在访谈中，张先生谈到了许多学林的掌故，比方说，在哲学上他最佩服金岳霖先生，其次可能就是熊十力先生。他说熊十力曾经为自己的学问将没有传人而哭过，并十分希望张先生成为他的弟子。但深受实在论影响的张先生当然没有接受熊先生的好意。张先生也谈了他与张申府和冯友兰先生种种逸闻。
有点遗憾，这些内容并没有完全整理出来。而课题的研究依然是进展缓慢，2004年张先生不幸去世。我便觉得应该赶紧将这个课题完成，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2005年开始，我开始集中一段时间做这个题目，但发现起难度超出了我的预想，因为文化问题说的人很多，而张先生对于综合创新的表述又充满着一些不统一的地方，如何发掘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内在价值等，在当下的文化情景下如何理解综合创新的意义等，都是很大的问题，最终我的定位的试图寻找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其在近代思想中的内在逻辑，同时探讨综合创新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通过与方克立老师和刘鄂培、李存山、王中江等先生的多次讨论，写成现在这样的稿子。我深知，这样的作品是无法向张先生表达敬意。即使在最近重看这些经过了近五年积累而成的稿子，依然是很不满意。但是依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回报在这个课题研究过程中曾经帮助过我老师和朋友。
感谢刘黄老师，未见面的郭一曲在材料上的帮助。
感谢王中江先生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对出版本书的支持。
干春松，2006年11月于 27,Park road, Belmont, MA
源自：干春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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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晚了两年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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