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干建农 总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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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11-10-23 09:32:44 人气:819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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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博士精彩博文
围 棋 与 哲 学
围棋，肯定轮不着我说，因为说到底属于“臭棋篓子”
但今天翻看谢茂松兄送的杨联陞先生的《中国文化中的报、保、包之意义》这本小书，看到人家老先生谈论下棋的事，顺便也就想起自己下棋的一些事。
我自己下围棋，应该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兴趣广泛，围棋和桥牌都学一下。但跟我所学会的大多数爱好一样，入门虽快，但长进不多。
要说学下棋，大环境是聂卫平，那时候弄一个中日围棋擂台赛，他连赢日本所有高手，因此，有关部门直接封他一个“棋圣”，从而引发全国范围的围棋热。而小环境也很重要，本班有一个韩同学，是一围棋高手，他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成绩不错，顺便也带出我们的兴趣。要说人韩同学，围棋兴趣一直没减，后来从教于清华，还经常满世界比赛去。
一般说来，学棋要是从定式、死活开始，而我却是从让子棋开始，所以一开始就是“混战”，理论根本不行，上来没几下就开始“撕打”。经常是胜得光荣，死得伟大。看电视，那些职业棋手，经常弄个半目输赢，实在是很没有“乐趣”。
下棋的人都知道，棋臭瘾大，曾经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把周二的返所日下午，当做固定的下棋时间。那时候，所里煞是有几个下棋上瘾的。其中有逻辑学家王教授，伦理学家余教授，资料室的张同志和我，一般比较有趣的是余教授和张同志的对弈，余水平高些，所以就下让子棋，规则是从对子开始，每输一盘，就加让一子。这样旁观的时候，总是情绪激动，他们之间的水平差也就是让两三子的程度，但因“气急败坏”，有时候能让到九子。王教授，学术界之大佬级人物，下棋与做学问有相似之处，总是严谨、扎实，但不爱下“欺着”，所以少有激烈搏杀局面。
但2002年前后，王教授去了清华，我转到人大，这个周二棋会，算是结束了。
其实，北京的学校里的“好棋之风”一直绵延，就算哲学界吧，除了前面所说诸位，其他如清华的万伦理，人大的焦伦理和陈逻辑，也都是颇好此道之人。
不知为何，这些年却是很少有约棋之消息，想必大家都改在网络上下了。
前面说到杨联陞的书，是在新亚书院讲演的文稿辑录而成的，其中谈到钱穆先生。杨先生说他并没有直接和钱穆先生对弈，而是和钱先生的棋友陈伯庄先生下过两盘，各赢一盘。并说钱与陈棋力相当，那么可知钱先生和杨联陞的棋力也在伯仲之间。
但杨联陞顺便说到与余英时下棋的事，杨说自己因为血压问题，而导致棋力倒退，所以余英时刚来哈佛念书的时候，他可以让余三子，但是后来变成余英时让杨联陞三子。这个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
文章中还提到，1960年，钱穆先生与夫人与杨联陞、余英时四人联下的趣事，的确属于重量级的。
最近给学生讲新儒家的课，必然会谈到余英时写的《钱穆与新儒家》，其中对于熊十力先生一系的新儒家颇有一些批评，当然这主要是学术立场的差异。在1995年牟宗三先生去世之后，余英时先生写了《追忆牟宗三先生》也很少谈到其学术，却有不少笔墨谈到他们之间的“围棋往事”。文章中说：“但是我在港的两年间(一九七二 – 七五) ，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 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授他四个子，下过很多盘，但他每次都是 “可喜”，而不曾尝过“欣然”的滋味。当时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也是香港的一个大棋迷，和牟先生与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会，总是约我和牟先生参加。每次 都是我顺道带牟先生乘车同往，弈至深夜才尽兴同返。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亚书院出面邀请台湾的围棋神童王铭琬(现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 来香港访问。这是当年轰动香港围棋界的一大盛事，电视与报章都争相报导。这几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别兴奋，几乎无会不与。有一晚王铭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联棋 ，牟先生和其它少数棋友旁观，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离去。”
我还看过另外一篇文章，记不起是谁写的，也是说牟宗三先生，说他去在中文大学的时候，去办公室，主要就是为了下棋，他的办公室似乎在楼梯口，开着门，与人对弈，也算是一道风景。
下棋，是一个很费时间的游戏，于我，下，还是不下，真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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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博士精彩博文：围棋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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